惡意欠薪:違法追究為啥台中通馬桶價格難?(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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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春節、每一個農民工討薪的故事都充滿瞭辛酸的血淚史。欠薪入刑定罪無疑對目前的惡意欠薪現狀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。然而在司法實踐中,惡意欠薪入罪並沒有產生那種殺一儆百的司法效果,由於法律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定義比較模糊,標準欠缺,界定困難,行政化的地方法院,惡意欠薪入罪執行不暢。

每逢年關,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就不絕於耳。為討工錢,農民工也是挖空心思,頻出“奇招”。春節前,西安市七八名農民工戴著面具站在寒風中“等薪來”,面具白底紅字,寫著“含淚討工錢”“無顏見父母”等。在有關部門介入後,被欠薪的54名農民工如願拿到瞭自己的110萬元工資。

有專傢指出:2011年,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瞭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,將部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納入瞭刑法調整范圍,引來公眾一片喝彩之聲,然而,惡意欠薪入罪將三年,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不過300餘例,惡意欠薪追究難,原因何在呢?

觀點

執法瓶頸:認定“惡意”難取證

有司法人士表示:“惡意欠薪”的確定需要以“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”為標準。確認是否惡意欠薪,首先要勞動監察部門責令企業支付,企業仍不支付的,勞動部門將案件移交公安機關偵查辦理,並由檢察院提起刑事訴訟。但在現實中,“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”這一前置程序,常存在證據缺失等問題。

一位檢察官坦言,欠薪者主觀上是否具有拒不支付的故意,也是較難認定,取證存在困難。欠薪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,其多發的背後,是企業社會責任缺失、農民工權利意識薄弱、長期積累的行業運作模式等現實,引發刑民交叉問題,是否構成犯罪,必須用證據說話。此外,拖欠“勞動報酬”的范疇,目前還缺乏明確的司法界定。

因此,有專傢建議 設立“工資保證金”,公安、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勞動監察部門。“一旦發現企業存在惡意欠薪嫌疑,勞動監察部門應及時報備,公安機關、檢察機關提前介入,引導偵查,第一時間調取企業資產、工人花名冊、工資記錄等證據。”

而在政府監管層面上,有專傢建議加強欠薪保障機制建設。比如企業在登記註冊時,要求企業根據用工規模繳納一定比例的“工資保證金”。同時,建議為勞動者提供便捷的維權途徑,並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;建議加強這方面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,讓惡意欠薪入刑也像醉駕入刑一樣深入民心,人人知曉惡意欠薪將受刑罰制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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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,法律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定義比較模糊,標準欠缺,界定困難,入罪執行不暢。廣東省曾經率先對欠薪入罪作出司法解釋,規定單位欠單個勞動者5000元到3萬元以上,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就成立。廣東惠州的一個工程項目負責人楊某,因拖欠工人10萬元工資逃跑,很快被當地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,這說明欠薪入刑需要配套司法解釋和實施細則出臺。

背景

現狀:行政手段更高效

目前欠薪的維權途徑有行政手段和法律途徑。如果執行得力,行政手段無疑是最快捷的討薪方式,首先有些地方性的人保部門規定一些行業比如建築、交通、水利等欠薪較嚴重行業的企業,提前拿出工程造價款的1%-2%繳納保障金入專用賬戶,等到工程完成6個月後沒有發生拖欠工資的情況,才能取回。

2014年12月底,中辦、國辦《關於做好2015年元旦春節期間有關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,集中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,暢通舉報投訴渠道,嚴厲打擊惡意拖欠、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違法犯罪行為,保證農民工及時足額拿到應得報酬。

人社部2015年1月再次發佈消息稱,人社部會同公安部等10部門組成5個聯合督查組,於1月下旬至2月上旬分赴福建等6省市開展聯合督查農民工工資支付等情況。這足見上級對農民工工資支付問題的重視和“清欠”決心。

此外,一些地方政府還建立欠薪應急周轉金,以備急用。其中廣東和浙江都有此規定。行政手段還包括向勞動監察舉報,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支付。法律手段是指申請勞動仲裁或申請支付令。事實證明,行政手段討薪,仍難治本,社會各界為此紛紛呼籲加大法律懲處力度,使勞動仲裁、訴訟、行政部門對勞動者的保護相結合,從而真正有效減輕勞動者討薪的成本,遏制惡意欠薪現象。

鏈接

對比:惡意欠薪入刑和醉駕入刑

我國惡意欠薪和醉駕兩個罪名同時入刑,為什麼後者產生明顯效果,在整個社會樹立瞭對醉駕引以為戒的觀念。可是卻沒有幾個人知道,欠薪也入瞭刑。歸根結底,還在於兩件事的處理難度不一樣,所面對的群體也不一樣。



醉駕對應的就是違法的個人,很容易就能固定證據,確定罪責,進行處理。而欠薪不同,沒有哪個欠薪者老板臉上和行為上寫著“我違法犯罪瞭”,總是需要農民工群體這樣的被欠薪者去舉報、去起訴,才可能知道違法犯罪客觀事情的存在。而農民工群體往往對維權的正常途徑和自己所有的權利並不清楚,隻是本能地認為,我應該拿回自己的酬勞。如果酬勞到手瞭,誰也不會想到進一步去追究欠薪者的法律責任。“醉駕”的可能是任何一個開車的人,但被惡意欠薪的往往是弱勢群體。這個群體無法提供像“酒精測試”和車速證明醉駕那樣能夠直接證明被欠薪的有效證據,沒有勞動合同,沒有欠條,有時候他們甚至連那個具體的欠薪者是誰都不清楚,何談維權?

另外,一些開發商往往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來的“貴人”,“惡意欠薪”時已經充分行政化的地方法院不敢處罰,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整治欠薪有所成效,但欠薪行為仍然大量存在,各地法院審理的惡意欠薪案件並不多。

本期作者 肖武 文英



本文來源:四川在線-四川法制報

責任編輯:王曉易_N台中抽化糞池E00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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